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仍认为那是个错案。 62岁的柯云路头发斑白，不常笑。采访开始的时候，他将放着录音笔的茶几往自己身前拉了拉，方便你们，他说。他非常乐意分析女记者们的情感问题：“采访我的这些记者都是女孩，一多半都问我婚恋问题。前些天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个女孩给我讲着讲着痛哭流涕。”
他喜欢谈论当下，表露自己生活的“即兴”：“我大多数时间是坐着，沙发上堆了很多书，每本书我伸手都能拿到。我随意抽出一本书看，在看的过程中忽然创作灵感来了，马上就开始写。我的纸笔就在旁边。”他反对“进度”：“我写得多的奥妙之一就是没进度，我绝不给自己定任务。”
他的生活也是“单纯”的：“我不做股票，也不做基金，也不炒房子，只靠写书，绝不进行商业写作。我为了单纯。”
“我的政界和商界的朋友大多很信任我，有问题就找我，我就利用多方面的特长吧，比如我懂点经济学、政治、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教育学、东方文化，来帮他们解决问题。”
也许这些话可以解释柯云路何以著作如此丰富，涉及如此广泛。在他28年公开发表的作品中，政治小说、商界小说、西方哲学、东方禅宗、情商开发、婚恋解答、家庭教育、气功、中医、神秘现象……内容纷繁错杂，时间犬牙交错。司马南曾评论：“柯云路的写作速度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阅读速度。”
那一段“独”的历史
谈及其过往，柯云路明确表示“我不是特别喜欢讲这个话题”，“首先我不愿意披露我的家庭，另外我不披露我的个人生活，决不把自己做成一个明星，提供各种各样的逸事、趣闻。”于是在有限的资料里，我们知道他1946年生于上海，父亲为工程师，母亲为家庭妇女，并无严厉家教。
他的文学道路从高中开始。那是当时北京最好的一零一中，第一次当堂作文课，语文老师站在柯云路身后看了半天，课后问他，是不是对文学很感兴趣。柯云路说，有一点。“文革”伊始，这位吴姓语文老师因当过右派被学生批斗，受其赏识的柯云路也被牵连，成为“修正主义黑苗子”。
“那天这个老师在宿舍吊死了，宿舍就在学校里，她的尸体被抬出去，人们围观的一大堆，我就远远地看着。那时候的心情大概跟我以后当作家有点关系。”
1966年底，柯云路在北大看到一张大字报，《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对林提出反驳。他认为这张大字报说得正确，便找到了写大字报的两位农大附中的学生。后来两人被抓，柯云路也被抄家。“打倒我的大标语从动物园贴到圆明园。”
1968年，柯云路到山西绛县插队，在农村呆了四年。“挣工分，种地，养猪，磨豆腐，犁地，耙地，扬场，摸爬滚打”，他说他一直在观察着这个社会，“那几年的生活跟我后来的写作有很大的关系，没有这个我怎么能写《新星》呢，写县、乡的干部也写得不像啊。”
1972年，柯云路到位于榆次的山西锦纶厂当工人。1980年，他的处女作《三千万》在《人民文学》发表，并获当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一等奖。1983年，柯云路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从我写作开始，如果说我有什么特点呢，我非常地单独，非常地独立，单独，孤独，独立，甚至用一个‘独’字也可以。”
柯云路说，他无党派，而“我加入这些党派都是有机会的”；他曾经是山西省政协委员，“再往下很可能升到全国政协委员了”，因从不去开会，这一职务没有得到保留；他身处作协，从不参加任何作协会议。山西作协曾经为十个有贡献的作家分房子，别人一番抢，“出去十分钟上个厕所回来可能就没了”，柯云路不要。他仍然住在榆次一间破平房里，没有卫生间，没有水龙头，家里一洗衣服他就去提水，骑自行车上街，在城乡交界处散步，跟农民聊天，图的是“那地方比较安静，离太原远，没人打搅我”。
“作家里面有很多群体吧?每个作家都可能有一群志同道合人际关系比较接近的朋友，每个作家都可能在苦难的时候呼救，写出比较好作品的时候会有人给他来捧场。我没有。我最困难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作为朋友来帮助我，我成功的时候也没有人来给我喝一下彩，我完全都是独立行动。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到像我这样。”
这个特立独行的作家自称“人生最大爱好有三：文学，哲学，科学”。
文学：写“文革”是我的使命
柯云路的文学创作从政治小说开始。
其处女作《三千万》的主人公丁猛是还有些概念化的，成名作《新星》里的李向南则生机勃勃。柯云路借李向南之口，对政治发表宏论：“……真正能够使千百万人，一整代一整代最优秀的青年为之献身的只有政治!政治毕竟是集中了千百万人最根本的利益、理想和追求，可以说是集中了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机的活力。”那时的柯云路喜欢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带着写长篇历史画卷的气魄。
时隔近二十年，关于这个看法，柯云路说：“那个看法到现在我觉得也不错，那时候对生活更投入，更人世，更有改革的激情，老想这方面对社会有点干预。当然我现在看得可能比那时更平和，更超脱，更达观一些，更乐天知命，因势利导一些。”
此后，柯云路写了《夜与昼》、《衰与荣》，仍旧是政治小说，笔调却不再热情，而是冷漠并具批判色彩。他说，这实际上是对人物、对社会描述刻画得深入了。
1996年至1998年，柯云路出版商界小说《超级圈套》和《成功者》。“那段生活接触了点商界的生活，我并没有从商。”
那几年，小说家柯云路正因其“生命科学研究”置身舆论漩涡中。1999年，北京某报批评柯云路是“当代中国的另一种文化人，具有写作速度快、善于把握热点等特点，以东拼西凑、谬误百出的理论为伪科学开道，自我评价甚高”。
2000年春，柯云路出版了以“文革”为题材的《芙蓉国》。“‘文革’比较敏感，我的名字也比较敏感，两个敏感搁在一块就是我的书它出不来”，他化名“辛克”，通过中间人与出版社联系，搞得出版社以为发现一个高水平的新人，非常兴奋。“它写了‘文革’的全过程，三教九流，从北京到中央到地方，全部写了。这样写‘文革’的书，我那是第一部。我当时就是想用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写法来写‘文革’。”
此后，他迅速地出版了五部以“文革”为题材的小说，其中《那个夏天你干了什么》，据柯说，“经过七个出版社，到第八家，所有主编副主编全部签字，才出。”
“写‘文革’是我的使命。刚踏入文坛的时候时机还不成熟，我自己还需要一个提高的过程，另外要和历史拉开距离。”
为什么觉得写“文革”是你的使命?我们难免好奇。
“‘文革’首先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给文学提供了一个丰富的素材，特别重要的创作素材，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无论是从他的良知也好，文 学创作也好，是不能绕过去的。而我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我肯定适合写；另外我一直在思索中国社会问题，对这段历史能够梳理清楚，写它才有一定的思想性。”话里依稀可见《新星》时期社会干预的影子。
哲学：我已经救了很多人了
柯云路曾经的梦想是当哲学家。他说自己在高中阶段看完了所能找到的马、恩之前的西方哲学著作，与之有关的，是他2004年出版的《童话人格》，在这本书里，他使用俄狄浦斯情结解释古今中外的童话，包括认为《西游记》实则是孙悟空象征的儿子寻求如来象征的父亲认可的过程。“它在这点上无疑是正确的。”柯说。
2007年，柯云路出版《焦虑症患者》，书的简介中说：“本书以讲故事的方式，讲了一位心理学专家对一位焦虑症患者的治疗及他的康复过程。”在采访中，柯云路也为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在传媒做到比较高级的年轻人，一大堆苦难焦虑，他自己老认为腰上长肿瘤了。我说要不你听我的话，相信你自己没病；要不你明天自己去查，你肯定没病。他当时听了我这个话腰就不疼了。”
“人生是非常不容易的”，柯云路说，他的《焦虑症患者》已经为很多人解决了焦虑问题，他也“被迫”写起了博客，回答来信，解决问题，被新浪称为“中国第一婚恋博客”。“每天都收到很多信，每封信都要死要活。我已经救了很多人了。”他还写了《曲别针的一万种用法》，号称“情商点金”，《中学生成功法》，关注家庭教育，这些书大多数都可以在其博客页面看到相关网购链接。“我是想关注一下当代人的精神家园怎么守护。”他说。
然而也许他最愿意的是与人谈禅：“这方面你问到哪里我答到哪里”，“禅宗讲的是困了睡觉，饥了吃饭，就这么简单。”
“那么生活最简单的人最接近禅了?”记者问。
你不要看外在，我们在同样一个生活环境里，你也吃饭我也吃饭，咱俩一样吗?
您焦虑吗?
我这么说吧，作为一个俗人我不可能完全不焦虑；作为一个悟了的人，我可能比大多数人少焦虑。
您觉得您悟了?
是。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那就一句话难言了。
科学：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
试图与柯云路谈曾经的那些争议是困难的。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话题是不是合适，我把这块定位为后现代化课题，中国现在是现代化，讨论后现代化课题就再过段时间，等人民都不愁温饱不愁医疗不愁这不愁那，大家都有富裕神儿研究问题的时候，咱们再……”
“气功和神秘现象，我还在做研究，而且我相信，过去的研究和今后的研究必将被人类有所关注。”“我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名誉，信誉，因为社会不太承认这个”，但是，“为此付出的代价我不后悔”。
“我就是告诉你吧，这种东西是肯定存在的，西方人都在信《圣经》，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手要摸着《圣经》说话，《圣经》里有很多神秘的东西，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手摸一下病人病就好了，这不都是神秘现象吗?为什么科学这么发达的人要信《圣经》啊?”
“这些问题，在现在主流文化的笼罩下，包括现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是不适宜大张旗鼓地讨论的。”
“中医现在也是我的一个研究爱好。可以告诉你现在很多中医的人在找我，他们知道我懂这个，他们找我交流，希望我考察他们。”
“我对中医既不乐观也不悲观。不乐观体现在我们现在学校里培养的中医不太懂中医，他们就是学了点中医的概念，跟西医的检查结合在一起，开几个成药方子，那叫中医吗?中医就必须按照中医的思路来，八纲辨证也好，脏腑辨证也好，上来一看人，都不用号脉，也能看出个八九不离十。用药用得特别奇特，药房看到药都吓一跳，可是能一下子把病治好，很大的病可能用几毛钱就治好了……这才叫中医呢。这样的人在民间还有，所以我对中医也不悲观。中医以后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景，但并不是最近几年。”
“我那本书写的中医现在还在监狱里关着呢，”柯云路说。
“那本书”指的是《发现皇帝内经》，十年前，围绕这本书及这本书的主要人物胡万林，柯云路与司马南之间爆发口水大战，至今仍有余响。司马南在1999年说，“我实在看不惯他这个文化人和胡万林这个江湖骗子纠集在一起欺骗老百姓。我鄙视柯云路的人格。只要他还捧着胡万林，我就一定跟他没完。我从来不回避与柯云路正面遭遇和论战。”
虽然胡万林已被确认有罪，但柯云路认为那是个错案。
在谈到他与胡万林之间的关系时，柯云路断然否决了利益牵连，并且“我不是他的好朋友，我也没有替他翻案，这话题我不想回答”。他认为那些年有人向他“泼了脏水”。“我觉得历史会证明这一切。”
他表示他并不太在意那些争议：“空口说不行，你看看我的创作，在骂声不断的时候我没有一天停止创作，书还是一直在出，而且骂我最厉害的时候也正是我写作最强势的时候。”
“骂我那么多，报纸上登了头版，造了我好多谣，我去打官司吧，法院还不立案。我没有话语权。我请了好多个律师，可以打一百个官司，索赔能索一个天文数字，好多案子都快立案了，最后被撤下来。我也只能这样了，也不能气死，人有时候要放得下。”他又开始讲他的“禅”了。
（文章写于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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